五十六年的时间似乎就在转眼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从一个翩翩少年成了白发老人。时间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知青生活经历我却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每当想起第二故乡的五保户张大伯短线炒股配资，我心里就隐隐作痛。
我是1968年12月份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报名要求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的，过了不久，我们就接到了上山下乡批准通知书。
1969年1月15日，记的那天风很大，天气很冷，我背着行李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那天是我妈和小妹送我去的车站，我爸在公安局工作，那天他在车站广场维持秩序，就没能到站台送我。
历时四天三夜，下了火车换乘汽车，最后我们跟着为我们挑行李的老乡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张家沟大队，我们八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张家沟二队，刘福友队长安排我们暂时借住在老乡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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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沟大队的地形是典型的一条小山沟，那里的贫穷与落后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沟北坡上一孔孔低矮破旧的土窑就像跑散的羊群，东一家西一户的，村庄周围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和纵横的沟壑，平坦的耕地很少，基本都是土壤贫瘠的坡地，乡亲们的温饱都是问题。
我和王春阳借住在队里的五保户张大伯家，张大伯家就住在生产队饲养室的坡上，沿着那条蜿蜒的小路走上斜坡，就是五保户张大伯家的院子。
张大伯家的院子不大，土硷坢下有一棵老槐树和一棵碗口粗的枣树，这两棵树都有几十年的树龄了。张大伯家一共两孔土窑，一孔土窑里有土炕，是张大伯居住的地方。另一孔土窑很小，里面没搭土炕，是冷窑，用来存放烧柴、农具等杂物，窑里还拴着一只羊。院子里有一盘石磨，土窑的窗户下有一个鸡窝，张大伯还喂了几只鸡。
刘队长和两名社员帮我们搬着行李走进了张大伯家的土窑，张大伯已经把土炕烧热了，也把他自己的铺盖卷挪到了炕梢上。那铺土炕不算大，炕上铺着打了补丁的炕席，勉强也就能睡三个人。王春阳说他怕热，就把热炕头让给了我，他的铺盖紧挨着张大伯的铺盖卷。
等刘队长他们走了，张大伯倒了两碗开水端给我俩喝。这时我才看到窑里黑乎乎的，几乎没看到一件像样家具，窑掌部位放着两个瓮，还有一个破旧的柜子，再就是一条板凳和一个炕桌，这就是张大伯的全部家当了。张大伯个子不算高，身躯有点佝偻，大冬天他就穿一件粗布棉袄，棉袄里面没穿衣服。棉袄棉裤外皮脏兮兮的，跟土窑墙壁的颜色基本一致。
跟张大伯交谈很不容易，连说带比划，费了很大劲，我俩才弄明白张大伯是个老光棍，是队里的饲养员，负责喂队里的两头耕牛和三头毛驴。晚饭是张大伯做的，一碗酸菜炖洋芋，半碗咸菜条，还有一点辣子酱，主食是高粱面团子，还有半锅玉米面糊糊。可能是饿了的缘故，我和王春阳一人吃了两个团子，一人喝了两碗玉米面糊糊，那一碗酸菜炖洋芋也被我俩一扫而光。张大伯一口都没吃，他说他一天吃两顿，黑天不喝汤（不吃晚饭）。
张大伯晚上睡觉是赤身裸体，连个短裤也不穿。他说不是不穿短裤，是没有。张大伯睡觉还有打呼噜的毛病，呼噜声很大，吵得我俩都无法入睡。再加上张大伯窑里有一种怪怪的味道，我和张春阳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在张大伯家借住了四五天，张春阳就在自己的被褥上发现了虱子，身上也被虱子咬了好多红痘痘。又过了两天，我身上也出现了红痘痘，奇痒难忍，肯定是虱子的功劳。张春阳不想在张大伯家住了，他就联系了借住在小队会计家的李吉安，和小队会计家的大小子三个人挤在一铺土炕上。我没地方去，只能住在张大伯家。
我在张大伯家借住算是掉进了福囤里，张大伯不用我烧火，不用我做饭，也不用我去挑水。他说张家沟的水井深，怕我掉到水井里。有时我抢着刷锅洗碗，张大伯也不让。
陕北的冬季是农闲时节，地里没什么要紧的农活，刘队长就带领大家干一些零杂活，比如往地里挑粪，帮饲养员挑土垫圈，也帮着饲养员铡草料，一天就干半天的活，队里给记全天的工分。
张大伯当饲养员也不忙，早晨起来先去队里的饲养室把生灵喂上，清理一下饲养室，就回家做早饭。晌午去喂一次，傍晚再喂一次就行了。夜里在饲养室打更的是刘队长的老父亲，他白天当饲养员夜里打更，一天能挣十分工。张大伯只当饲养员不打更，队里一天给他记七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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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我和张大伯就熟络起来了，也基本能听懂他的陕北方言了。其实张大伯很淳朴很善良，也明事理。他说不怪人家王春阳搬到小队会计家去借住，主要是他老汉不讲卫生，王春阳肯定是嫌他家脏乱。后来我发现张大伯也爱干净了，土窑的脚地一天打扫好几遍，炕席也用毛巾擦，灶火圪也干净多了。我送给他一条线裤和一件背心，他夜里睡觉也不赤身裸体了。只要有空闲，他就把我的被褥铺在炕上捉虱子，我俩的铺盖卷中间还隔开了三十公分左右的距离，张大伯说这样他身上的虱子就爬不过来了。
麦收过后，队里为我们知青打了三孔土窑，成立了知青点，大家就都搬到知青点一起吃住了，我也不在张大伯家借住了。搬家那天，张大伯流泪了，他说我在他家借住有人跟他说话拉话，我搬走了，窑里又剩下他老汉一个人了，他舍不得我搬走。
我搬到知青点居住后，张大伯经常到知青来找我，总是把我叫到外面，偷偷塞给我两个煮鸡蛋，看着我吃完他才离开。我在张大伯家借住期间，他隔几天就给我煮一个鸡蛋或给我煎两个鸡蛋，可张大伯一口都舍不得吃。他说我是娃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他老了，吃好吃赖都一样，反正也不长身体了。
土硷坢下那棵枣树上枣刚开始红腚，张大伯就给我打枣吃，一直到了八月十五，枣树上结的枣差不多让我吃了一多半。在张大伯眼里，我就像他的娃娃。张大伯说他打了一辈子光棍，无儿无女，看到我就格外亲。
1970年冬季，我们三名北京知青去公社卫生院参加了征兵体检，当时我和王春阳通过了初检，另一名知青因为血压高（他平时血压不高）没能通过体检。后来去县医院复检，王春阳没能通过复检，最终只有我一人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获得了参军入伍的资格。
得知我要去当兵了，张大伯悲喜交加。高兴的是我去部队能有个好前程，也不用在这黄土高原上受苦了。难受的是他舍不得我走，他已经把我当成了他的娃。有一次张大伯还对我说，等我娶婆姨的时候，他就把他住的那孔土窑让给我，他住那孔小窑。
离开张家沟的前一天，那天一大早张大伯就抱着他家那只打鸣的大公鸡出门了，那天山后赵家塬逢集，他去赶集了。
快吃午饭的时候，张大伯来到我们知青点，他把我叫到外面，把手里攥着的十块钱强行塞给我说：“娃娃，钱不多，这是我老汉的一点心意，你拿上，路上买惋水喝。”我不想要张大伯的钱，十块钱对于张大伯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他劳动一年，年末才能分六七块钱的红利。
张大伯看我不想要他的钱，他很生气：“看你这娃娃，我的钱咋能不要哩。我本打算请你们吃一顿好的，可又怕春阳那娃娃嫌我老汉不讲卫生……”看张大伯流泪了，我只好接过了张大伯手里的钱，哽咽着说了一句：“大伯，谢谢您，我会回来看我您的……”
在部队服役期间，我每次给陕北的同学写信，都会让他们代我问张大伯好。退伍那年，我还把部队发的一身秋衣秋裤寄给了张大伯。我也计划着抽时间回陕北看看张大伯，可一直也没抽出时间来。
1988年秋天，我到延安出差，也算顺路，等办完公事，我就拐个弯坐车去了张家沟。可到了那才知道，张大伯已经去世大半年了。跪在张大伯坟前，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张大伯对我这么好，我却过了这么久才来看望他。
退休后，只要有时间，每逢清明节，我就和王春阳一起回陕北给张大伯上坟，看望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我在陕北插队落户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我对那里却有着很深的感情，那里的乡亲们都很淳朴善良，对我们知青特别关爱，乡亲们的这份恩情，我们永远都会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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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每当想起陕北的张大伯，我心里还隐隐作痛。当时没有早点回去看望张大伯，成了我心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永远的痛。
讲述人：陈宪平老师（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北京老知青）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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